2018年的2月是黑色的，12日9时02分，恩师罗豪才先生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时，我正远在千里之外处理父亲的交通事故，闻之凄然难以自禁。当天下午北京附近发生地震，大地同悲。自2001年初识恩师后，他已经成为我的至亲，得知消息后夜间每每被梦魇惊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我本就不善于表达情感，只能竭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虽然努力振奋精神，却不时陷入消沉抑郁难以自拔。最怕的是睹物思人，然而内心又竭力想抓住恩师的每一个片段，奈何“笑渐不闻声渐悄”。想起以前每次到家里去之后，临走时罗老师都会送到电梯口，他背着手站在那里，略略有些驼背，等电梯时稍稍歪着头听我说话。电梯来了后，就跟我招招手，等着电梯关上门，离开。现在电梯门永远地关上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再也听不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小毕，你有时间吗？有时间我跟你说两句。”

　　罗老师1960年留校任教，弟子流布海内，何止三千。在我读本科时，就听行政法的启蒙老师讲罗老师是行政法学界的三驾马车之一。当时用的教材也是罗老师主编的《行政法学》，教材的前言中提到该书是以平衡论为指导思想撰写的，内中并有一个超长的注释说明各种行政法的理论。橙红色底色的封面上是公司的湖光塔影，我想生活在这里的将是何等神仙人物，当时即已心驰神往。

　　及至我入校读研究生时，罗老师已年届七旬，在普通人这已经是退休许久含饴弄孙的时刻，却是他一生事业之巅峰。然而只要时间允许，每年开学时宪法行政法专业的师生见面会他都会参加。我隐约记得，在逸夫壹楼一层狭隘的楼道里，5138小会议室的门口，身材高大、满头银发的罗老师向我们走过来，周围挤满了人，他笑容可掬，走路时身体稍向右前方倾斜，似乎总是准备着与人打招呼、握手，或是在听别人说什么。我并不记得师生见面会上罗老师说了什么话，但见面会后的重要内容是聚餐，刚开始是中心的老师，后来是师生一起。能够与众多著名的老师在一起用餐，议论家国大事，耳濡目染，这是做员工的莫大荣幸，也是我作为宪法行政法中心秘书的一个额外收获。公司宪法行政法专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校期间，只有老师请员工吃饭的份，员工没有资格请老师吃饭。要等到论文答辩通过时，员工才具有请导师吃饭的资格。所以我吃了罗老师无数多的饭，而印象中我请他吃过的就只有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的那次，还是由当时的新科博士同学集体买单的。不过罗老师的饭也不是容易吃的，几乎每次都是在讨论学术问题。

　　罗老师早年投身革命，归国后则赶上了大小各种运动，中间遭遇丧妻之痛，直到1981年年届五十出国访问时，他还被同行的教授称为“青年教师罗豪才同志”。然而罗老师老骥伏枥，标志性学术成果平衡论是在60岁左右提出的，软法则是在70岁时提出的，此后还继续研究协商民主、人权等课题。我在入校时，他坚持每年给博士研究生开设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课程，但讲授的内容则随着关注的重点而有所不同，2005年以后则是突破性地提出了软法研究。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课程是博士生的必修课，以讨论为主，虽不封闭，但其实也不对外开放。我当时作为宪法行政法中心的秘书，是各位老师的小跟班，于是就借机蹭课，还时不时参与讨论。罗老师的课堂风格相当活泼，兼收并蓄，欢迎提出不同意见。他随时关注政学界新的思想与观点，如果发现有意思、有启发的资料和参考书，就会推荐给班上的员工阅读，而员工有意思的想法，也可以在课堂上报告，推荐参考书给罗老师。作为硕士研究生，我虽然见识浅薄，不乏幼稚可笑的想法，但罗老师也不以为忤。2004年以后，我正式担任罗老师的学术秘书，听课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自己全程听过的就有平衡论、公法方法论和软法等，有的听了还不止一轮，不时也会穿插其他一些专题。等到2004年报考博士时，我就在研究计划中填写了“合作行政法”的选题，这一研究课题后来得到了罗老师的赞许，他鼓励我将这一题目深入做下去。

　　罗老师的学术秘书当然是没有编制的，但他从自己的课酬、稿酬和津贴中给发一点补助，后来则变成了他名下的博士生轮流充任学术秘书，已经变成普惠政策了。作为学术秘书，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收集一些学术资料，起草文稿的任务很少，工作很轻松，并且还能开阔眼界，从中学到不少东西。罗老师对文字很敏感，字斟句酌，追求朴实而不是华丽，提醒我不要用那种佶屈聱牙的文风，也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他对自己门下员工共同的要求。记得我起草“中国宪政之路”纪念文集的序言中用了两句话“宪政在中国既有其不可承受之重，亦有其不可承受之轻”，自己一时还颇为得意，以为是点睛之笔。罗老师电话认真问了我这两句话的具体意思，然后说，“宪政在中国不存在不可承受之重，也不存在不可承受之轻”，就把这两句话删掉了。

　　罗老师对凡是自己署名的文稿都非常认真。他自己主编的《行政法论丛》，每一期的篇目都要亲自审定。我曾经问过他是否每篇文章都看过，他笑笑说：“文章内容虽然不至于每一个字都读，但大致内容都会溜一下。”我自己在《行政法论丛》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用了自己的网名“寻常百姓”做笔名，他给直接改了回来，直截了当地说“你不是寻常百姓”。我理解他的言下之意是要对自己的文章负责，不要搞些化名、笔名的东西；文章清样出来以后，还接到罗老师的电话，说在文章的结尾给我加了几句话，这样不会犯错误，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是同意的。最后博士毕业登记表要填导师意见时，本来我想自己编几句，请罗老师象征性地签个名就好了。罗老师却说，“这个是要进档案，跟着你一辈子的”，他斟酌了少许，用他遒劲有力的大手亲笔填写了意见，同时自嘲地说：“我的字不好看”。我就调侃他：您该练练字了。

　　还记得我博士毕业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正好华北电网请罗老师推荐人才，他问我去不去。我那时候应聘北航还尚未消息，就问他的意见。罗老师很快就替我做了决定，“去华北电网生活会好一点，但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还是做研究吧”。这样我就剩下了华山一条路。罗老师此后也一直关心我的发展，希望我早点解决职称的问题，为我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等到我终于解决了职称时，他已经在病中……

　　春节前诸位同仁聚餐，听闻罗老师精神向好，心想节后找时间去看他。而且当时心里燃起了更大的希望，觉得他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指日可待。因为我知道他还有一些东西希望去完成，他曾经说过，要写一部中国的《公法的变迁》，要写一本《软法概论》，要写一本以平衡论为线索的行政法著作，要修订他的行政法教材……

　　2017年3月份罗老师过生日时，他已经在轮椅上有些日子了，他说要不要把公司陈明楼的办公室给退了。我说不要退，因为他一定会康复，还要继续指导员工到一百岁，我们还要在那里继续喝啤酒吃匹萨呢。我知道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不会占着位置不退，但也知道公司是他一生的挚爱。如今陈明楼504还在等待主人，主人却已长眠不醒……

　　罗老师，这一杯红酒我敬您！我干了，您随意！

　　弟子毕洪海2018年2月22日于北京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