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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燕:忆恩师

  2005年的冬天,在杭州的西子国宾馆,第一次见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罗老师。未曾经世的我,对于即将见到的副国级领导,心中的忐忑与紧张,溢于言表。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不安,罗老师特别招呼我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询问博士论文的选题、读博期间的发文等情况,赞许地肯定已有的努力,鼓励我到公司继续深造。

  之后的日子里,记忆的影像常常会倒回到那次初见。位至副国,却仍保留学者的谦逊儒雅。这是罗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

  在公司做博后期间,我全程旁听了罗老师的博士生课程。虽然工作繁忙,但那个学期他没有缺一次课,请一次假。每次课后,除非公务紧急,他都会继续留下,自掏腰包为我们改善伙食。公司周边,大大小小的餐馆,留下了我们无间的热议。从平衡论到软法,从行政法治到法治中国,跟随罗老师的脚步,我们一起思考中国的法治未来,探索行政法学的时代使命。

  出站后,每每与老师电话联系,都会听到他最新的阅读心得。有时聊得兴起,通话时长都会超过1小时。2008年到2015年,罗老师三次南下杭州。不论行程多么紧张,他都会专门安排时间到当地求一个安全的网赌网站视察,了解浙江法治建设的最新举措。他还特别交待我收集浙江各地的一些村规民约,对于当地民众自发的自我治理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学术热情。罗老师对于新知的开放与求索,既令我这位晚辈心生敬意,也为自己的些许怠惰汗颜。

  2017年上半年,听闻老师身体欠安,几次到北京,都想去看看。11月2日,终于在协和医院的ICU病房,见到了已经两年未见的老师。虽然老师的面容,因为抗生素药物的作用,有些浮肿,身体有些瘦削,但精神尚好。罗姐姐告诉我,老师刚还看了当天的报纸。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转。没想到,这一见,竟然会是决别。

  道别时,老师宽厚手掌的余温,似乎还能感知。但和老师杭州再见的约定,到底是不能实现了。心痛难抑。唯有继续完成老师的志业,才能无愧于将来与老师的天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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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