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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级本科/硕士某员工:悼念敬爱的罗豪才老师

2018年2月12日,正在开车回老家过年的路上,从朋友发来的微信新闻中得知罗老师仙逝的消息。当时正在高速路服务区午餐,但饭再也无法下咽,单独走到室外,避开妻子、儿子关切的目光,眼泪立即盈眶而出。

在我心里,是把罗老师当成父亲一样敬重的。20多年前,我有幸成为罗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那时他已成为公司副董事长。远在农村老家的父亲听到我对导师的介绍后说:如果能见他一面就好了。虽然那时的我认为这根本没有可能,但心里还是记住了这句话。然而,毕业之后,此去经年,岁月蹉跎,人生困顿,没过几年,父亲便在68岁的年龄去逝了,再也没有机会帮他实现这一愿望了。但也是从他说那句话之时起,在我心中便把罗老师像父亲一样珍重。现在算来,他们二人倒是同一年生人。

我应当算是老师的一个不成器的弟子。毕业以后,一事无成,所以除了头几年还有探望,后来就再也无颜去联系他老人家了,直至闻听老师去世的消息,才突然间明白:其实导师是那么豁达、包容的人,即使弟子再不成器,去拜望他老人家,闲话家常,老人家亦会是欢迎的,而只因自己的执念,从此永远不得机缘,每念及此,总是眼蒙潮雾,后悔不已。

第一次见到导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了,没有铃铛、没有刹车,只能算是个还能骑行的框架。我们几个同学都拿它开玩笑,说老师身材高大,不需要铃铛和刹闸,两脚一撑,说停就停。事实正是如此,老师就是靠这辆老车,每天往返于燕园办公室和他在燕东园的家。

六十年代末出生于偏僻农村的孩子,当时对社会的一切都是懵懂无知的,虽然已本科毕业,仍是如此。回想那时老师把我招录门下,估计早已看到员工在学术上无法能有造诣,心中定也无可奈何,但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培养却毫无差异。

记得有一年,老师带着我和另一位老师,与国务院法制局的一位领导开一个小型研讨会,在怀柔的一个招待所,坐在老师与别的副董事长共用的专车里,他像教导孩子一样对我说:让你来,就是听、学,勤快一点,做好服务。那时领导们工作都很简朴,三天的小型研讨,除了做饭,没有服务人员,其余的服务,包括打热水、搞卫生、会议记录都由我和法制局领导的司机完成,罗老师的司机把我们送到后就回校服务其他领导了。三天的时间,只有导师、法制局领导、另一位老师,一起研讨、一起修改、一起生活,导师的提携之意,溢于言表,而那时的我,却毫无知觉。这样的事有好几次,但在我,却都在懵懵懂懂中混过去了。

老师是我此生中少见的待人宽厚和治学严谨的长者。在我毕业论文定题之后,我迟迟没能拿出详细提纲,老师大概是等不及了,让秘书叫我去他办公室里,详细讨论完提纲后,笑着对我说:“你老兄,不是我催就不来找我,看来是不着急呀。”对自己孩子般的员工也称老兄,估计在公司老师中也唯其无他了。

还是因为写论文,因他只有周末有时间,把我叫到家里,就我论文稿中一个自己没有认真研究的引用概念,上了足足两个小时的课,末了,估计是怕我心里压力太大,为安抚情绪,拿出他的烟让我抽,我怯懦着不敢接,他笑着说:别扭捏了,我早知道你抽烟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在他老人家面前自作乖巧。

那时的求一个安全的网赌网站(中国)有限公司,大师荟萃,学术观点或立场多有分歧,甚至有的尖锐对立,但导师始终秉承着公司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从不排斥别人的学术观点。在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对别人的观点评头论足、言辞不忿时,老师就会说一句:某某老师的某某思想也是不错的呀!你们对各种观点都可以听听,我不限制你们听任何老师的课,无论校内校外,只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不要走极端。正是他的这种广阔的胸襟,让我们这般员工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获益良多。

我硕士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毕业之时,老师也调到最高法院任副经理。偶回校园与同学相聚,说起老师的升迁,幼稚地以为老师舍学术而就官场有些可惜。现在老师仙去,回顾老师几十年的学术和从政生涯,才发现导师的良苦用心。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威权历史悠久、官本位气息浓厚的社会背景下,仅凭学术就想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何其艰难。事实上他的每一次升迁,都为他尽可能更有力地推动中国行政法治学术思想落实于实践,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其他老师和同学的悼念文章中了解到,导师这些年,无论是政务繁杂还是病卧床榻,无不关心行政法治和行政法学的发展,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说,导师是把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行政法学,贡献给了中国行政法治实践。

春节期间,在父亲的坟头,我点了一包烟,洒了一壶酒,祭奠了父亲,也祭奠了我敬爱的导师。罗老师,愿您安息,也祝愿您终生追求和奉献的中国行政法治在您参与和开启的篇章中,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