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4日-16日，公司全球高端法商人才计划（The PKU Global Legal and Business Executive Program， 以下简称“公司GLBE”）“未来领袖”班为期三天的“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与法律”（第四模块）课程圆满结束。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无论将新冠疫情形容为“黑天鹅”还是“灰犀牛”事件，都不可否认这一巨变对全球人类造成的冲击之深，影响之远……第四模块结合后疫情时代之大背景，由中国与国际政治社会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博弈，延展至经济学范畴内的所思所想，进而过渡到法学领域的真知灼见，从点到面地洞悉全球之“势”与国内之“事”，梳理其内在规律与逻辑，探寻在全球大变局中发展之道。

　　新格局从阿拉斯加会谈开始：国际关系中最基础普遍的“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行为受相对实力地位影响，最初源自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古以来的国际战争基本上是因为新旧势力崛起引发的争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世世代代的冲突，在今天演变成了意识形态与国家经济利益之争，各国关系仍然可以用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视角去看，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阻止强国兼并弱国；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跟随强国打击弱国。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强硬手段与外交友好两措并举，同时基于“底线思维”，预防被重重封锁的艰苦境地，以备战止战，在团结稳定的基础上谋发展和转型。从宏观角度认识到历史进步是在思想意识、生产方式、资源整分等方方面面的，因此，“有容乃大、以下为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应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本真上来。

　　《管子·任法》言：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强老师从领袖思考的角度，带领大家看法治、判历史、想未来。他指出领袖应当有三个必备能力：判断力、想象力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实际上对中国法治及其道路的理解也是基于以上三点。理解中国法治道路，是对历史的梳理和判断，可以从多个角度辩证看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核心就在于“法”与“德”，更兼具普遍性与地方性。同时，法可以不只是名词，还可以是动词——“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治、德治与法治并不冲突，应是相辅相成。从中国千年的礼制到近现代的西化，再到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法治发展历史，我们应该从类似“钟摆”现象的变化中看到矛盾与张力，发现问题与危机。对此就应该是知行合一：一方面读原著、悟原理，另一方面从实践出发，扎根中国大地。融合古今中西法律传统，通过礼法、政法、西法的兼容并包，思考探索法治国家模式，从而逐步实现中国法治的目标：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是分析看待问题最根本的思维逻辑，何其生老师正是用这样的思路带领大家深度解读经济制裁与美国长臂管辖。最近三年中国被制裁实体和个人名单数量暴增，从中兴之殇、华为之困，再到新疆供应链事件，诸如此类颇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由，将企业和个人列入相关清单实施禁令，包括经济制裁、出口管制与海关扣押等，并通过多项立法进行打压针对。何老师为大家详细普及介绍了相关规定细则与内涵，从全球产业链、行业发展演变和地缘政治等多个角度分析制裁事件的成因；并结合案例，提出对美国长臂管辖的理解与质疑，从多个层面提出应对建议与具体措施，中国政府与企业可以参考其他国际经验，建立自身金融、市场、法律、社会、科技支撑体系进行应对。最终回归政治哲学层面的内在原因思考，基于古典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和美国政治文化，提出我们应有的博弈态度。

　　张维迎老师从人类成长史开始，引述了诸多学派分析，从“地理决定论”到“人种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再到 “制度决定论”。随后运用实例和数据阐释并反思了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凯恩斯主义理论。张老师带领大家探讨新产业、新市场、新分工推动经济增长，而这些又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创造精神。中国先前高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落后空间通过改革开放获得套利机会，未来中国还要在长周期和高度不确定性中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从历史上种种产品的成败案例中可以看到，不确定性涵盖技术可行性、商业价值、互补性创新、体制文化政策等方面，其周期往往长达十数年。而营造创新的企业家环境需要法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思想自由等土壤，需要宽容自由、完善的制度环境。最好的体制应该是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体制。

　　独行快，众行远。夏日胜春朝，第四模块的课程在古今交融、中西碰撞中告一段落，新世纪的领袖人才，不仅需要掌握经天纬地的经济之学，亦需与正义恒立之法学两相结合，方能立身持正，行稳致远。